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

摘要安阳作为七大古都谭其骧先生曾作过长期思考。从建都的历史悠久性，地理位置，山川形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建规模等条件考虑，安阳均够条件称作大古都，否定之说不能成立。

关键词安阳七大古都大古都条件殷都邺

近读马正林同志《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一文[1]，对安阳列为七大古都之说提出了异议。众所周知，最早提出包括安阳在内的七大古都说是谭其骧先生。1981年他在《历史教学问题》第1、2期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上、中），原拟写完下篇，后因工作繁忙，未克竟篇，实属憾事。读了正林同志文章后，联想起谭师必有言犹未尽之意，故特向他生前的助手葛剑雄同志了解，剑雄同志说，谭师生前确曾多次谈到安阳列为七大古都之一的一些想法。我就请他写下来，现照录如下：
马正林先生《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一文，对七大古都说提出了异议。遗憾的是，谭先生已在去年归道山，不能看到马先生的文章。不然的话，谭先生必定会十分乐意回答马先生的驳难，因为他一贯主张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应该进行充分的讨论，而且他对安阳能否列入七大古都的问题也一直在继续思考，有些想法正是马先生文章中所涉及的。谭先生生前曾经多次对我谈过这些意见，所以我有义务首先将它们公之于世。
据我所知，谭先生提出七大古都说有一个长期研究探索的过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60年代，在给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学生讲课时，他就提出了“七大政治中心”，用于区别于当时流行的“六大古都”的提法。以后他逐渐形成“七大古都”的想法，在70年代末的学术报告中已多次提及，并撰写成《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上、中）二篇，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1981年第1、2期上。原计划的下篇，除了将中篇中“七大古都何以先后被选为首都”续完（中篇只写了长安、洛阳、邺），还准备作一总结。但由于工作繁忙，虽已命我据讲课内容整理成一草稿，却一直没有能改定写出。1988年8月，中国古都学会在安阳召开的年会决定编写《中国七大古都》，请谭先生作序，他才利用作序的机会，作了一个简短的补充。[2]谭先生说：
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开始时我认为只有五大古都是合理的，从各方面看都胜过其他古都，所以不赞成提六大首都。但既然六大古都说已经流行，而且杭州在中国的古都中也的确具有重要地位，讲课时就不能回避。我就将杭州与其他古都相比，觉得安阳的重要性实在不在杭州之下，所以我将安阳与杭州加上五大古都，称之为七大政治中心。又经过多年的考虑，我才改称为七大古都。
对各个古都的历史事实，包括目前考古发掘所能提供的情况，大家都了解，不会有什么分歧，关键是用什么标准。我认为，既然是讲历史，首先当然应该看这个都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它在建都时所起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有没有资格称大，首先也应该这样来分析。讲中国史一般从夏、商、周开始，但夏的历史目前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而且即使从文献记载看，夏的首都也是经常迁移的；就是商朝，在迁都殷以前也是经常迁都的；所以殷是中国史上第一个长期延续的首都，时间又有200多年，是相当重要的。
讲历史那当然不能不看名义，但更主要的是要讲实际。东汉末年名义上的首都是许，但实际的政治中心是在魏都邺。邺在当时的重要性不仅在许之上，也在其他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之上。
历代统治者择都的条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实际并没有十全十美的首都，就是当时的标准看也是如此。有时强调了军事上的需要，经济条件就不理想；有时迁就漕运，就只能放弃山河之险。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古都，在当时也只是具有综合优势，并不是各方面都是最优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古都，也应该综合起来看，不能一条条死扣标准。拿杭州和安阳比，用今天的地位是无法比的，但在历史上安阳地位至少不在杭州之下。宋高宗选择杭州，而不选更有利于恢复的建康，主要是满足于偏安局面。杭州的优势主要也是经济、文化，包括名胜风景，一定要说军事上、政治上或者地理条件如何如何好是说不通的。不过因为杭州一直是全国闻名的城市，把它列为古都之一就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安阳就没有这个条件。但我们研究历史地理的人不能这样看，应该综合分析。不赞成安阳列入大古都的意见中主要一条，是安阳与殷、邺不完全在一个地方。如果一定要完全重合，那么周的丰和镐、秦咸阳、汉长安与隋大兴、唐长安都不重合，它们之间相差的距离比殷与今天的安阳只多不少，甚至比殷与邺的遗址间的距离也要大。为什么它们可以合起来作为一个古都的发展过程，殷、邺与安阳就不可以呢？邺被杨坚焚毁时，它的居民以及行政机构相州、邺的治所都迁到了安阳，而且以后安阳就改名为邺，直到北宋时才归入临漳县，所以安阳与邺是有承继关系的。既然它们有这样的关系，距离也不能算很远，为什么不能把安阳作为殷、邺的后身呢？
要严格说，西安的名字是后起的，称古都就该是丰、镐、咸阳、长安、大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以西安作为它们的代表，而且这样容易为不是专搞历史的人接受。用安阳代替殷、邺也是这个意思，我看没有什么不妥。当然有一点是不利的，那就是今天安阳的辖区不包括邺，对古都遗址保护、研究和旅游的开发不利。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可能在行政区划上作些调整。
1991年夏，也就是在谭先生最后一次病发前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约请复旦大学赵永复先生撰写一本《十大古都》，赵先生征求谭先生的意见。由于出版社要出“十大系列”，非“十”不可，谭先生感到很为难，认为只能取若干标准，而且以十为界比较牵强。事后他对我说：
古都有不同的等级，不能硬凑数。比如说西安、洛阳、北京是一个等级，加上开封、南京作五大古都是一个等级，再加上杭州、安阳作七大古都也是一个等级，但不能随便定一个数正好也是一个等级，“十大”就很难办。我提七大古都就是考虑到安阳与杭州应在同一等级，至少不比杭州差，而且安阳的条件的确要比排在以后的古都好不少。安阳当然不能与西安比，也不如南京，但可以与杭州比。
由于谭先生的这些话并不是在一次讲的，也不是当时的记录，所以可能与他的原话略有出入，但因他讲过多次，我可以保证符合他的原意。
我是同意七大古都说的，所以应陈桥驿先生之约，在他主编的《中国七大古都》[3]一书中撰写了《安阳》一篇，对古都邺城有一些感性知识，不禁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这里仅限对正林同志的文章里谈到的几点加以讨论。正林同志认为中国古代被选为都城的城市很多，但称上“大”的古都为数很少，因此他认为应该确定明确的标准以便统一认识。
一、正林同志文章里提出可以成为大古都的条件之一是“建都历史悠久”。他说：“真正在内地建都时间达200年以上的城市，也就是六七处。这样说来，建都200年以上似乎可以成为衡量大古都的标准”。又说：“一个城市建都时间长久，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巨大贡献，作为衡量古都之‘大’的条件，理所当然”。安阳的古都，从殷墟到邺都，经殷后期、曹操时、十六国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在此建都历时370年，比开封、杭州要长得多。按照正林同志的标准，建都210年的杭州既可列为大古都，那么殷——邺列为古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即使只算殷，其建都时间也有273年，比杭州长得多。
二、正林同志提出大古都的条件之二是“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优越”。他在文章中说：“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古都城址选择要具备这种条件，就是一般城市的城址选择也无不如此，几乎是全国城市兴起发展的优良传统”。又说：“统一王朝可以在全国选择，得到最理想的地点，就是割据政权也要在自己的地盘内慎重选择，把都城摆在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方”。并明确指出：“这里说的自然环境，应包括山川形势险要，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平原广阔等基本条件”。“管子·乘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由此证明，必须是选择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建都，是自古以来不可动摇的规律。大山之下，广川之上都是地理形势险要的所在，对都城的安全极为有利。”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安阳的殷墟和邺都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
邺都的地理形势，史书记载繁多，难以备列。此处只作概括的阐述。邺城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东接华北大平原，这是一条南北向狭长的冲积扇带，海拔50一100米之间，地势高敞，排水良好。古代华北大平原河流纵横，湖沼密布，道路艰阻，南北交通皆以此为通衢。十六国时，这条大道又称“邺路，千里之中，夹道种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邺中记》）。近代修建京汉铁路即取道于此。东汉末曹操修凿白沟、利漕渠后，为邺都创造了便捷的水运条件，当时船舶从邺都由漳水经利漕渠入白沟，向北可达河北平原的北端，向南可由黄河抵达江淮。后赵石虎、北齐扩建邺南北城时，运输建筑材料主要依靠这条水运航道。邺都有了这水陆二道，大大加强了控制东方各地的能力。左思《魏都赋》说：“尔其疆域，则旁及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跨蹑燕赵”，并非铺饰之说。殷墟和邺都西靠太行山，有滏口径通山西高原。滏口径在邺西北7.5公里鼓山上，“山岭高深，实为险厄”（《读史方舆纪要》卷49），是理想的退守要地。邺都北濒漳水，战国西门豹、史起引漳水为渠十二，灌溉周围农田，使邺县一带成为膏腴之地，以富魏河内。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邺都很自然地成为关东地区的政治中心。后经十六国后赵、东魏的经营，邺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条件更为显著。清初顾祖禹说：“夫相州唇齿泽、潞，臂指邢、洺，联络河阳，襟带澶魏，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弁冕。”（《读史方舆纪要》卷49）这一评论是很确切的。试问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不正符合正林同志提出的“大山之下，广川之上”，“形势险要，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平原广阔”等基本条件吗？为什么不能列为大古都呢？
三、正林同志提出作为大古都的第三个条件是“全国政治或经济、文化中心”。但他又说：“以是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来衡量中国的大古都，确实屈指可数，但并不排除分裂时期一些王朝的首都有成为大古都的可能性。政治中心只有统一王朝的首都才有可能，但经济、文化中心就不完全如此，一些分裂王朝的首都也曾成为全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譬如，南北朝时代的首都，南朝主要在建康，北朝主要在平城、洛阳、长安、邺城，就全国来说没有统一的政治中心，但形成了事实上的经济、文化中心，这就是今南京市”。“宋金对立时期，南宋的首都在临安，金朝的首都在中都，西夏的首都在兴庆府，没有统一的政治中心，但却有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这就是杭州市”。“可见杭州曾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列入中国的大古都无可非议。”这里我们姑且不谈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没有统一的商品市场情况下，有否可能出现一个全国性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就从《洛阳伽蓝记》看来，北魏时期洛阳帝王宫殿、佛刹寺院、公侯第宅；皇家园苑的雄伟壮丽、富贵奢华，实为一时之极。同时洛阳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四方人才荟萃。萧梁时期到洛阳的陈庆之回到江东后，“钦重北人，特异于常”，别人问他原因，他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伽蓝记》卷2“城东景宁寺”）南朝当时人也盛赞北朝的洛阳繁华，即使他的话有过誉之词，至少与建康不分伯仲，而且陈庆之所见到的洛阳已是经历了河阴之变以后，远不如它的极盛时期。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建康是当时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呢？而经济文化远比建康繁盛的北魏洛阳反而没有资格作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呢？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邺城的情况。自东汉末年曹操经营以后，邺城成为华北大平原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城内设有3市，进行贸易。《魏都赋》云：“廓三市而开廪，藉平逵而九达，斑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四方商贾，汇集于此。“百隧毂击，连轸万贯，凭轼捶马，袖幕纷半”，“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算”。百货纷陈，互通有无，有“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酒千日，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若此之属，繁富伙够。”商业十分繁荣。城市人口也很多。后赵时曾多次将北方各地的人口迁至邺城一带。公元349年冉闵之乱，将邺城中羯胡“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晋书·石季龙载记》），如以羯胡占全城人口1/2计，有人口近50万，在中古时期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都市了。东魏、北齐时在邺建都，人口仍然十分密集。东魏迁都邺时，从洛阳迁来了40万户（《魏书·常景传》），加上原有人口，估计有100万人。北齐时，首都邺城置邺、临漳、成安3县（《北齐书》卷46《路去病传》），足见人口之众。又因四方杂处，邺都向以“难治”著称，周一良先生指出：“在封建社会，所谓民风纯朴的地方，大抵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商业不甚发达；而工商业繁盛，商人活跃的地方，往往被目为人情险恶，难于治理。”[4]这种分析，是十分正确的。曹魏时邺都还是黄河流域文化中心，曹氏父子都是文学大家，在他们的倡导下，四方人才荟萃邺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创造了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学。上述事实足见邺都在曹魏、十六国、东魏北齐时无疑是黄河流域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的作用决非建康所能包容。建康能作为大古都，邺都为什么不能呢？
正林同志文章中提出成为大古都的第四个条件是“城市建设宏伟”。他说：“统一王朝地域广阔，财力雄厚，劳力充足，文化素质较高，有能力建成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大都城。就是一些割据政权或占有半壁河山的分裂王朝，由于建都时间长久或财力雄厚，也曾建设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又说：“以城市建设宏伟作为衡量大古都的基本条件，相信不会有什么异议”。这话完全正确，我相信邺都是完全符合这个条件的。
曹魏时创建的邺北城东西7里，约合今3000多米，南北5里，约合今2200多米。东魏高欢兴建的南城东西6里，约合2600米，南北8里60步，约合3500多米。周围25里。南北二城相连，其规模远超过汉魏洛阳城。城内建筑壮丽宏伟，尤其是后赵石虎时期大肆扩建北城宫殿、城墙，极尽奢华，仅从残存《邺中记》中亦可见其一斑。东魏北齐时在南城修筑上的花费，恐亦不亚于北城。据粗略统计，北城有大型建筑46座，南城有33座，堂、殿、楼、阁、台、廊、苑、囿，无不尽有。北城西北隅为邺城建筑的标志。其中铜雀台为曹操时所建，高10丈，约25米，有屋101间。后赵石虎时增高2丈，约5米，并在其上建屋5层，高15丈，约37米，相当今20层高楼。金虎、冰井二台，各高8丈，约20米，均有屋100余间。三台皆砖甃，相去各60步，约88米，上有阁道（浮桥）相连。施则三台相连，撤则各自悬绝。三台“巍然崇举，其高若山”（《水经注》），建筑十分雄伟。正如《魏都赋》所云：“三台列峙以峥嵘”，“拟华山之削成”。后赵石虎时代的邺北城，“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岧亭，巍若仙居”（《水经·浊漳水注》）。十六国时成汉使者从邺城返蜀，不禁赞叹“宫观美丽，邺中殷实”（《晋书·李寿载记》）。邺南城是东魏北齐后营建的，城市布局合理，规划整齐，其“规模密于曹魏，奢侈甚于石赵”（《历代宅京记》卷12《邺》下）。这样的都城建设应该说是很宏伟的吧！更何况在邺城出现的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布局，对后代都城规制有很大影响，在我国古代都城建筑史上有其重要地位，由此称其为大古都恐怕不能算过分吧！
正林同志的第五个条件是“延续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城市”。他说：“因为既称大古都，必然是古都中生命力最强，具有延续发展的一切有利条件。譬如，地理环境优越，交通道路方便，当地物产丰盈等，都可以成为延续发展的基础”。对于这一条件，我不敢苟同。正如谭师所说的，既然讲历史，就不应该以古都已成为废墟或延续发展作为衡量大古都的条件。正如我们讲西亚的大古都，就不能不讲位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约90公里的古巴比伦城，讲柬埔寨历史上大古都不能不讲淹没在热带丛林中的吴哥。历史上古都的军事、经济、交通条件是有变迁的，这正是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需要研究的课题。例如开封在北宋以前交通条件十分优越。舟车所会、漕运便捷。故虽无险可守，北宋政府还是定都于此。金元以后黄河南摆，自元初至清末，开封城曾7次被黄河决水所淹。明代以后，黄河距开封城北仅仅2.5公里，河床高出开封地面七八米，如一悬壶挂在开封人民头上，土壤盐渍，农业凋敝，还有什么山川形势优越可言？我们将开封列为大古都，主要是由于历史上原因，还是兼顾到它今天仍具有唐宋时代同样的优越的地理条件呢？
陈桥驿先生指出：“一个现代城市要获得古都的称号，还必须符合另一种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的古都所在，是不是落在现在这个城市的境域之中”。（《中国七大古都》后记）这一点对安阳来说是有缺陷的，因为说安阳代表古都殷墟是可以的，而代表邺则比较勉强了。这里有一段历史缘由该说明一下。
战国时代的安阳在汉初即废。西晋初年复置安阳县治今市西南1.5公里。东魏天平初定都于邺，将安阳废入邺县，于是殷邺初次合一。杨坚毁邺，将相州、魏郡、邺县迁于今安阳市西南1.5公里的安阳城。于邺城的旧址置灵芝县。这样安阳与邺又再度合而为一了。开皇十年改邺县为安阳，改灵芝为邺县。后者虽然名称与古邺相同，实际上是另置的一个新县，与古邺并无渊源关系。大业初移邺县治故邺城大慈悲寺。十年移安阳于今治。唐贞观八年始筑小城于邺城西70余米为邺县治。自后相州治安阳，邺县、临漳为其属县。从沿革地理角度看，安阳和邺是一脉相承下来的。而开皇十年以后的邺则是别一系统。这对一般读者来讲可能不大清楚，对历史地理工作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北宋熙宁五年废邺县为镇，并入临漳县，一部分土地入安阳。金元以后安阳为彰德府治，临漳为其属县。明初彰德府改属河南省。辛亥革命后，废府留县。1947年析安阳、临漳二县漳河以南地置邺县，驻辛店集。1949年8月划冀、鲁、豫交界地置平原省，安阳地区归其所属。1952年平原省撤销，划临漳属河北，邺（移治白璧集）、安阳属河南。1954年又废邺入安阳，于是殷邺三度合而为一。由此可见，除了邺城遗址在临漳县境外，历史上作为古都的邺实际上与安阳有着继承关系，用安阳代表邺都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正林同志论证了一大套大古都的标准后，最后才说出了文章的核心问题，他说“安阳位于殷墟东南2.5公里外，并未与殷墟重合，连作为古都的资格都没有，焉能以‘大’相称？”那么请问丰、镐远在今长安县境内，二者相去有10公里，而汉长安又在今西安市西北约3公里处，超过2.5公里，汉魏洛阳在今洛阳市东15公里偃师县境内，又该怎么讲呢？为什么丰、镐、长安和汉魏洛阳、隋唐洛阳可以算一个古都，而殷邺又不能算呢？他又说“用上述五个条件来衡量，殷墟除曾经为殷后期273年都城，建都历史悠久外，其他四个条件均不具备”。这种说法无疑是武断的，论证已见上述，在此不赘。又说：“中国奴隶社会实行分封制，殷墟也从未成为当时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更不用说经济、文化中心了”。那我不禁要问：东周时代的洛阳是不是也作为大古都的一段历史统计在内呢？看来正林同志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至于邺城“地皆咸卤，经常受到漳河的威胁，邺南北二城本来都在漳河之南，由于漳河南（原刊误作北）徙，今天的漳河已从邺城遗址中心穿过了，证明历史上的这种威胁时有发生，这也就是邺城废毁后未能延续发展的根本原因”。邺城环境的恶化是宋代以后的事，唐代以前并不是这样，有史可证，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邺都在唐代以前光辉的历史。
正林同志说：“安阳虽然被列为七大古都，但响应者寥寥”。这话与事实不符。自1981年谭师提出安阳应列为七大古都之一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1988年8月在安阳市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上获得通过，并组织了全国5个电视台台长和编辑们进行了实地考察，一致认可了安阳作冠以“大”字的古都的事实，并决定拍摄《中国七大古都》电视系列片，出版《中国七大古都》画册和《中国七大古都》专集。现在电视片已在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广大人民群众对安阳列为大古都已经接受；由陈桥驿先生主编的《中国七大古都》出版以来，除了正林同志外也还没有人提出异议；怎能说“响应者寥寥”呢？当然学术问题并不能以人数多少来判断，安阳能否列为古都还是可以讨论的，但不能抹煞事实。
最后我还想说明，对于马正林同志所提出的这些标准是否能作为确定“大古都”的条件，我们还可以作更深入的讨论。但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对任何标准都应该作综合的分析和评价，一旦确定了标准就应对任何对象都一视同仁。正如谭师生前多次指出的，历史上统治者确定首都时没有一个不想找到十全十美的地方，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地方是十全十美的。既然如此，我们现在来衡量一个古都能不能称为“大”，有没有资格列为“大古都”，当然也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而要作综合分析。只要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确定大古都方面是不难取得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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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正林《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载《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
[2] 见《中国七大古都》，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二辑。
[3] 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4] 周一良《读〈邺中记〉》，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资料来源《陕西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1期 1994-03-30